王树民/作
过年，就是盼望能多挣“压岁钱”
过年发红包，是自从有了手机微信后才兴起的一种时尚礼仪，其实在过去叫“压岁钱”，时下已成为过年的一道独特的“风景线”。长辈给晚辈，尤其是给孩子们“红包”，基本上是一种默认的必须程序和规则，而且在数量上呈现出逐年增长趋势，少则一百，几百，多则成千上万。数額虽然说越来越大，可似乎其中的味道和意义却发生了质的变化。钱多了，温馨却少了；孩子们得到的钱多了，高兴和感恩的心却淡了。
“压岁钱”，相传可以压住邪祟，在春节期间，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岁。民间流传，古时候有一种叫做“祟”的小妖，每到年三十夜里就出来害人，它用手在熟睡的孩子头上摸三下，孩子会吓得大哭，然后发烧、说梦话，从而生病，并且病好后会变成一个傻子。后来，在三十晚上长辈就用红包包八枚铜钱，送给孩子玩，“祟”再来时就被红包的八枚铜钱吓跑了。所以，人们从此把这种钱叫做“压岁钱”，因“祟”与“岁”谐音，“压岁钱”就此流传了下来。
“萧疏白发不盈颠，守岁围炉竟废眠。剪烛催干消夜酒，倾囊分遍买春钱。听烧爆竹童心在，看换桃符老兴偏。鼓角梅花添一部，五更欢笑拜新年。”孔尚任的这首诗形象地描写了过年守岁，分发压岁钱，一家人欢欢喜喜度除旧迎新的吉庆情景。清人吴曼云的《压岁钱》，“百十钱穿彩线长，分来再枕自收藏，商量爆竹谈箫竹，添得娇儿一夜忙。”更是把过年时孩童收压岁钱的画面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对于“压岁钱”的作用和讲究，一般都不知所以然，尤其是在六、七十年代，更没有人能够释其所意，只是由于钱的诱惑力，无不希望在过年的时候多挣些。因此，过年挣“压岁钱”自然成了一种期待。
每年的除夕夜，我们姐弟几个除了热切地等待穿新衣，分鞭炮（因家穷，买不起更多的鞭炮，父亲就将整挂的鞭炮拆散开，论个数分给我们弟兄们）外，就是期盼着初一五更起床后父母发给“压岁钱”，虽然只有一毛、两毛钱，很少超过五毛钱，可当接到手里时，不亚于如今的“金条、金元宝”，那种激动和高兴劲用语言文字也无法予以形容。可谓是“满天飞舞为何来，无人栽种花自开。接纳喜悦情义重，钱财多少乐开怀。”
吃过初一早晨饺子，我就跟着父亲（在我的印象里，父亲领着我的时候很多）去爷爷们家拜年。当时如果不是有能挣“压岁钱”的诱惑，也许我早去找小伙伴们玩耍去了。
到了爷爷家，等父亲磕过头，我就翘首以待地盼着“压岁钱”。每次都能从爷爷们那里挣到一、两块钱。到了初二，又同样和父亲一起到姥爷，舅舅去拜年，一圈下来，收成好的时候，可以挣到两、三块。
对这些屈指可数的“压岁钱”，我是如获至宝，放在家里，怕二哥发现后给“偷”了；装在兜里，怕丢了，晚上睡觉时都要拿出来数上一遍，然后放在枕头下才可以放心地入睡。
尽管对挣来的“压岁钱”如此守护，但很终还是逃脱不了被“没收”的命运。父母总会以“我们给你保管着，等开学时买铅笔和纸、本”为由，只为我留下五毛钱，其余的全部就“剥夺走了”。
时过境迁，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的进步，“压岁钱”也同样与时俱进，在不断的演变和进化过程中，虽然数量上翻了不知多少倍，但其美好的寓意和愿景还是初心未改。
我也从挣“压岁钱”过渡到了发“压岁钱”。在八、九十年代，每年的除夕都要给儿子、女儿们发“压岁钱”，尽管数额不大（由开始的五块到后来十块），但换来的却是孩子们的手舞足蹈、欢天喜地的开心快乐。现在又添加了给孙辈们发“压岁钱”的任务，每当此时此刻，我们是心花怒放，孩子们是乐不可支，把融融的亲情推向了有限。
“压岁钱”，让人欢喜让人忧。喜的是这个古老的形式将传统美德很好地传承了下来，一直扮演着其独特的角色和发挥着应有的作用。忧的是这种美好寓意的方式充满了变性变质的危险。一些家庭忘记了“压岁钱”的初衷，过度地追求钱的数量，以致形成了互相攀比竞逐的不良趋势。不仅吊高了孩子们的胃口，而且成了少数家庭因此产生纠纷矛盾的“导火索”，上演了一场场、一幕幕的好心办坏事的“悲剧”。
“压岁钱”，压的是岁，给予的是喜，承载着是希望，弘扬的是传统。如若一味地偏重钱而忽略恩和情，那么这种“压岁钱”我自认为也该“寿终正寝”了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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